“十三五”时期,在我国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广州精准把握经济发展形势,强化政策联动效应,进一步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制定了《广州市金融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发布了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金融中心、金融人才、货币信贷、风险管理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为金融业健康平稳发展保驾护航,进一步促进广州金融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
一、“十三五”金融业基本情况
(一)金融业再续升势,银行主体地位稳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十三五”期间,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广州金融业整体升势可观。五年间实现增加值9242.10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了64.3%,年均增长达到8.0%。其中,银行业作为广州金融业的支柱产业,“十三五”期间实现增加值7665.53亿元,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超八成,主体地位持续稳固。
从规模上看,2020年,全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2234.06亿元,同比增长8.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8.9%,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7个百分点,规模是“十二五”期末2015年(1447.79亿元)的1.5倍,对广州经济发展贡献进一步加大。
从结构上看,银行业增加值占比最高。2020年,银行业实现增加值1843.61亿元,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达82.5%;保险业、证券业和其他金融业分别实现增加值234.40亿元、108.74亿元和47.32亿元,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0.5%、4.9%和2.1%。
从创税上看,“十三五”期间广州金融业贡献税收2105.05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1.6倍。其中,2020年金融业实现税收489.30亿元,同比增长9.1%,占全市税收总量的比重为9.1%,比“十二五”期末提高1.2个百分点。
(二)存贷款余额稳健增长,融资规模再创新高
银行业的蓬勃发展拉动各项存贷款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20年末,广州地区本外币存贷款余额12.22万亿元,是“十二五”期末的1.7倍。其中,存、贷款余额分别为6.78万亿元和5.44万亿元,规模分别是“十二五”期末的1.6倍和2.0倍,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速居全国城市第一位。从构成来看,人民币存款余额6.56万亿元,贷款余额5.35万亿元,是各项存贷款稳步增加的重要支撑。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长。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0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是“十二五”期末的2.6倍。
2020年末五大城市本外币存贷款规模对比
(三)保险业结构优化,保障功能不断增强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广州保险业市场持续深化改革,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十三五”期间,全市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6376.75亿元,比“十二五”期间增加3771.88亿元,是“十二五”期间的2.4倍。2020年全市保费收入达1495.62亿元,占全省保费收入的26.5%,同比增长5.0%,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规模是“十二五”期末(710.07亿元)的2.1倍,继续稳居全国城市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其中,人身险业务依旧独占鳌头,实现全年保费收入1101.35亿元,同比增长5.9%,占总收入的比重超七成;财产险业务稳步增长,保费收入达394.26亿元,同比增长2.5%。保障功能不断增强。2020年全市保险赔付金额454.86亿元(不含分保的赔付支出),是“十二五”期末的2.0倍。保险业总资产达5081.15亿元,同比增长14.25%。
(四)证券期货业活力迸发,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十三五”期间,广州资本市场经济保持健康平稳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0年末,广州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达到201家,比“十二五”期末增加86家,总市值约3.8万亿元,累计募资约4510.09亿元,其中境内A股上市公司117家,总市值约2.01万亿元。作为国内最早申请新三板挂牌试点的城市之一,广州累计新三板挂牌公司502家(2020年新增10家),比“十二五”期末增加356家。广东股权交易中心累计挂牌、展示企业20701家,累计融资总规模1218.95亿元。2020年广州地区信用债累计发行规模约5753.57亿元。证券期货业活力迸发。2020年,全市累计证券交易额达到20.62万亿元,同比增长36.9%;其中,股票交易额11.82万亿元,同比增长55.1%。
(五)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壮大,行业实力增强
随着金融业务规模的逐步扩张,行业间业务相互交联渗透,促进了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加强。截至2020年末,全市共有持牌金融机构326家,其中法人金融机构56家,分别比“十二五”期末增加67家和9家。产融结合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截至2020年末,全市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16家,其中互联网小贷公司41家,居全国城市第一位;注册资本300.50亿元,贷款余额294.34亿元;累计投放572.87亿元。典当行99家,注册资本22.13亿元,典当余额22.41亿元,典当总额70.76亿元。融资担保公司41家,实收资本94.64亿元,融资担保在保余额142.89亿元。融资租赁公司2458家,资产总额1953.15亿元。商业保理公司749家,资产总额292.75亿元。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壮大,有效地发挥市场功能,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六)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新业态潜能巨大
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7年6月获批以来,经过三年探索实践,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年,广州发行全国第一支水资源领域绿色政府专项债;创设全国第一单保险标的价格直接挂钩农产品期货价格的“保险+期货+银行”金融产品;花都区公益林碳普惠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自然资源部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截至2020年末,广州地区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超3800亿元,位列全省第一。全市累计发行各类绿色债券超700亿元,总量和增速均位列全国各试验区第一。广州碳交所的碳配额现货交易量累计成交突破1.72亿吨,排名全国第一。
二、“十三五”金融业发展特点
(一)银行机构资产增长体现发展质量提升
银行资产是评估银行机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银行资产实力雄厚,一方面体现了货币金融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另一方面在满足信贷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0年末,全市银行业机构总资产达8.00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7.6%,增速稳健。2020年全市银行业利润达612.66亿元,同比增长3.7%;不良贷款余额492.02亿元,不良贷款率1.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比“十二五”期末降低0.3个百分点,行业整体呈现健康发展态势,贷款质量稳定,风险可控。
(二)信贷投放加速体现“六稳”“六保”成效
“六稳”“六保”是保障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时期,在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中,灵活精准的金融信贷政策助推了实体经济发展。2020年末,全市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7万亿元,同比增长23.1%,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912亿元,较年初增加1100亿元,是2019年新增额的2倍,增速达38.7%,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2倍。利率同比下降0.69个百分点,减少企业贷款压力。在疫情冲击下,金融信贷扶持持续加码,让企业实现了逆势发展,普惠型小微企业较年初增加8.38万户,达到31.57万户。
(三)市场健康运行体现风险管控有力
“十三五”时期,广州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不断增强,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到2020年10月,全市50家P2P网贷平台全部停止运营并完成清退,其中45家清零退出。2018年以来,全市共处置化解非法集资陈案105宗,结案率达到86.0%,其中国家重点督办案件共结案9宗,结案率达到90.0%,非法集资陈案存量风险大幅出清。
三、需要关注的问题
广州金融业总体发展稳中向好,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但在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金融机构总部数量、行业间平衡发展、金融人才数量等方面仍存在与广州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需引起关注。
(一)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
2020年,广州实现金融业增加值2234.0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9%,占比远低于北京(19.8%)、上海(18.5%)和深圳(15.1%)。尽管广州金融业增加值总量位居全国第四,但与位居第三的深圳(4189.63亿元)相差将近两千亿元,增加值仅相当于深圳的53.3%,上海的31.2%,北京的31.1%。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其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匹配。
(二)金融机构密度不足且总部建设相对滞后
金融机构总部建设在功能规模、服务实体经济和高层次人才吸纳方面,都有着分支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从境内外上市公司和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来看,广州在总部型金融机构建设方面仍然相对落后。截至2020年末,广州累计培育境内外上市公司201家,对比北京(681家)、深圳(470家)、上海(372家)、杭州(218家),广州上市公司数量位列全国城市第五位,与位列第四位的杭州相差17家。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末,金融业企业(按《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划分标准)法人单位数量广州5149个,而北京12796个,上海10054个,深圳15094个,广州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上与北京、上海、深圳差距较大。
(三)金融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十三五”时期,广州金融业创新改革发展取得可观成效,金融业组织结构体系不断完善,但与此同时,金融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不利于金融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十三五”时期,全市银行业增加值为7665.53亿元,保险业为977.04亿元,证券业为427.81亿元,占“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2.9%、10.6%和4.6%。由此可见,银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上承担起主导作用,保险业、证券业的行业规模与银行业相距甚远,影响了广州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步伐。
(四)高层次金融人才资源相对缺乏
一直以来,广州高度重视金融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培养,于2014年率先出台了《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项目实施办法》,是国内最早出台的专项支持金融人才的政策之一,并在2019年对该办法进行第二次修订。该政策实施以来,累计评出1361名高层次金融人才,其中金融领军人才6名、金融高级管理人才417名和金融高级专业人才938名,总奖励资金超过1.73亿元。
近年来,广州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对建设与金融业服务性、创新性、国际性相吻合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队伍提出更高要求,广州高层次金融人才缺口仍然较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广州金融业企业从业人员达81.03万人,其中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人员仅占2.5%,具有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及以上的仅占0.9%。
四、发展建议
(一)科技创新以扩大金融行业规模
近年来,科技金融的兴起为金融新业态注入新活力,金融行业趋向多元化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对于金融行业规模扩张的积极影响日益凸显。各种新兴科技与传统金融业务的碰撞和融合,催生出一波极具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新金融企业。这些企业通过使用科技金融工具,在传统金融行业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好的综合性和安全性,能高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广州金融业必须加快改革创新步伐,通过实施各类专项政策,开展高新技术项目评选,完善科技专利保障等途径,激励企业自觉加强内部创新改革,重新调整业务架构,开发出适应市场发展需求的新金融工具,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综合化、多元化的服务。
(二)聚焦实业以吸引金融总部聚集
现距《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已两年,广州作为中心城市之一,应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税收等政策,精确地把握好实体经济这个抓手,积极发展产业金融。
实体产业与金融业相辅相成,实业强则经济强,广州应该聚焦实业,进一步推进资源整合和聚集,优化产业集群结构,利用强大的制造业经济吸附产业金融,培育出一批本土的金融总部企业,吸引外部的金融企业迁入,加快区域金融中心的建成。
(三)深化改革以促进金融发展平衡
以银行业为主导是金融业发展的传统方式,银行信贷对于产业优化升级起到一定支持作用。广州要平衡金融行业之间的发展,一要在保障以银行业为主的货币金融服务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提高金融业服务质量,促进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稳健发展。二要通过加大各类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发展保险、证券、债券、期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三要提高行业市场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四要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市场融资结构,发挥直接融资作为间接融资的补充功能。
(四)广期所成立以完善金融产业链
2021年4月19日,广州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期所”)正式揭牌成立。广期所的成立,无疑为广州金融业发展打上了一针强心剂,对于完善广州期货交易市场布局,弥补广州缺少全国性重大金融基础设施的短板,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广期所成立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四家期货交易所。广期所作为国内成立的第五家期货交易所,定位为创新型期货交易所,与另外四家交易所错位发展,围绕广州作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定位,探索开发服务绿色发展的期货品种,其中,以碳排放权期货为首个重点筹备品种。
广州应该借助广期所成立的东风,利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地位,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和绿色经济,助力大湾区掌握金融商品和大宗商品定价权,进一步优化大湾区的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打造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充分借鉴另外四家交易所可平移可利用的业务生态系统,形成南北互补吸收。深入探索研究国际经验,逐步建立完善的品种体系,将广期所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期货交易所。
(五)完善政策以打造金融人才高地
在金融业尤其是新兴科技金融业的发展中,高层次、复合型的金融人才对行业的推动和支撑作用突出,广州金融业要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补足金融人才缺乏的短板十分重要。
广州要打造金融人才高地,一是要充分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动力,鼓励支持高校开发专项国际人才交流合作项目,搭建专项人才交流平台,吸引国内外优秀金融人才来穗交流学习。二是在落实招商优惠政策的同时,适当引导金融企业走进校园,形成校企合作,促进人才双向交流。三是加大对现有高层次人才继续深造的支持力度。包括金融机构领军人才、各类金融研究院学术骨干以及高校金融相关学科教授等,此类人才对于学术研究和行业市场的环境及氛围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敏锐的判断力和认知能力。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培育政策及其管理体系,完善人才储备系统。通过落实各类专项优惠政策、税收政策等举措,培育和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为人才发展提供优质的“软环境”保障和更为多元化的选择,确保专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好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