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是畅通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维度，也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广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扩大内需政策的有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市场呈现繁荣活跃、稳定发展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逐步壮大。同时，广州也面临居民消费意愿逐渐减弱、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仍受一定制约、疫情反复冲击住宿餐饮等行业、传统商贸业活力不足等问题，急需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挖掘新的增长极。

　　一、广州消费总体情况

　　广州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进“六稳”“六保”政策，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活力不断增强，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全市消费品市场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全市各区域发展良好，天河区在规模上继续保持领先，黄埔、南沙等在增速上处于领先地位，奋起直追之势迅猛。

　　（一）消费市场规模逐步壮大，疫情前增长稳定

　　2010年以来，广州市继续享受着人口红利、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等条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局面，消费市场规模也逐步壮大。社零总额由2010年的3809.04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9218.66亿元（见图1），年均增长9.2%。从具体走势来看，2010-201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十三五”时期，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7%，其中，2016-2019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个位数的平稳增长，前4年年均增长8.1%，仍保持较快速的增长。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州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务，促消费政策成效明显，消费品市场显现出较强韧性，全年社零总额出现小幅回落，同比下降3.5%。

　　（二）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水平较高

　　广州经济增长稳步向好，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居民消费水平较高。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2020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304元，同比增长5.0%，“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达7.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266元，同比增长8.3%，“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10.1%。从居民消费水平来看，2020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4283元，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同比下降1.7%，“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达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90元，同比增长2.1%，“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7.6%。

　　（三）消费占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居民消费意愿减弱

　　虽然随着广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因素以及近年来收入增速逐渐放缓，居民消费预期逐渐降低，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消费意愿越来越弱。2020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0.65（见图4），比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了0.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为0.74，比2015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了0.12个百分点。

　　二、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消费端与生产端。消费可以畅通供给和需求双链条，形成全产业畅通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构建稳定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目前，广州社零总额规模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发展势头逐渐减缓，城乡居民消费意愿逐渐减弱，消费结构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消费潜力仍需进一步挖掘。因此，本文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结果，运用pool模型对人口特征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度，通过探究人口结构特征变化来寻找消费品市场新的增长点。结果表明，高学历人才的增多对社零总额的促进作用最显著，户均规模增大对社零总额抑制作用最大，社会老龄化、性别比上升对社零总额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率对社零总额拉动作用不显著（实验结果详见附表）。

　　（一）模型介绍

　　pool模型，是指混合估计模型，本质上是对变量去整体均值后进行OLS估计，可以用于考察各个地区各时段有关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本文参考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选择了人口结构中城镇化、户均规模、老龄化、性别比和高学历人才等与消费存在一定关联的因子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根据2010年“六人普”、2015年“1%抽样调查”以及2020年“七人普”数据，运用面板回归的pool模型对广州市及各区社零总额进行回归拟合。

　　（二）模型构建

　　pool模型同时包含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设i（i=1,...,N）表示截面（个体），t(t=1,...,T)表示时间，则设定如下线性模型：

　　其中，y_it为各时期各区社零总额，C为截距项，α、β、γ、δ、θ为待估参数，OLDR为60岁以上人口占比，UGR为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PPH为户均规模，SR为性别比，URB为城镇化率，ε_it为模型误差项。

　　（三）模型结果

　　1.现阶段城镇化水平对消费影响不显著

　　城镇化水平与社零总额相关性不显著。城乡消费呈现出二元化现象，主要是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造成的。在收入较低的农村中，实用和价格会对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城市则追求舒适、档次和高端消费。城乡之间不仅存在消费产品之间的差异，消费理念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城市中超前消费、投资消费等消费观更趋主流，而在农村中储蓄则更为主流。因此启动农村这个潜在的消费大市场，提高城镇化发展，能够有效扩大内需，释放消费需求，拉动社零总额增长。但在广州，由于城镇化进程已经达到较高水平，2010年、2020年城镇化率已经分别达到83.78％和86.19%，广州城镇化率水平较高，不是处于城镇化快速提升时期，城镇化率十年间变动率不高。因此，近十年城镇化率的变化对社零总额的影响不显著。

　　2.户均规模、老龄化、性别比与消费负相关

　　户均规模、老龄化、性别比均与社零总额呈负相关关系，即户均规模、老龄化水平、性别比提高会引起社零总额下降，即对消费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户均规模与社零总额的相关系数为-1.1，即户均规模每提高1%，拉动社零总额下降1.1%，表明户均规模变大，将抑制社零总额增长；户均规模变小，将促进社零总额增长。目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常住人口中户均规模也趋于小型化。家庭小型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发展趋势，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消费习惯和消费类型的深刻改变，从而并对消费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较大规模的家庭消费时会更加理性，往往会把有限的资金花费到更具紧迫性和实用性上的物品，对吃穿用等日常实物消费需求更高。同时，传统的大家庭奉行统收统支，量入为出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他们需要预留一大部分收入作为孩子将来的支出。因此，家庭规模越大对耐用消费品需求更高，对服务型、高端消费需求更低，也对当期消费有着一定抑制作用。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与社零总额的相关系数为-0.2，即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社零总额降低0.2%，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多会抑制社零总额增长。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等，因此，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结构变动将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的收入相较劳动人口的收入有所降低。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此，老年人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规划自己的消费。同时，老龄化和平均年龄上移意味着家庭扶养负担加重，往往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支出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性别比与社零总额的相关系数为-0.1，即性别比每上升1%，社零总额降低0.1%，表明男性比重提高对社零总额有一定抑制作用。这是因为，一般地，男性购物更具目的性，而女性的购物冲动高于男性，更容易受到价格、营销手段等影响。同时，当代女性在化妆品、服装美饰等时尚、品质消费等领域爆发出更强的消费潜力，因此，性别比与消费结构升级、拉动消费增长存在一定负相关性。根据国元证券研究所发布的《电商行业双十一购物节深度报告》，2020年和2021年女性消费金额均远高于男性消费金额，占比均超过六成。

　　3.高学历人才与消费正相关

　　高学历人才对社零总额的相关系数为3.4，即高学历人才（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每增多1%，能够拉动社零总额增长3.4%，表明高学历人才对社零总额有着较大拉动作用。高学历人才对消费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从理论上看，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就越能理性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从而去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消费观念会更加前卫，对消费质量更加关注，特别是注重个性化的服务消费以及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能够促进高端、品质类商品消费，推动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从事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收入以及福利保障相对较好。而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从事高层次劳动的个体更有条件去购买更优质的服务，提高自身消费水平。

　　三、人口结构变动情况

　　总体来看，广州作为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极点城市，拥有强大的城市吸引力，2010-2020年，广州高学历人才数量显著增多，人口红利效应仍然存在，对消费仍有促进作用，但也逐步浮现老龄化、户均规模减小、性别比不合理等情况，也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需要主动、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

　　（一）城镇化取得新进展，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水平在80%左右，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00年已突破80%，因此导致广州城镇化率对消费的作用不是非常显著。但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城镇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能够从侧面反映了广州近十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6.19%，相较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3.78％提升了2.41个百分点（见图5）。城镇化率稳步提高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大量跨市流入人口来穗后主要是集中在城镇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近年来，广州不断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推进城镇人口聚集，有序强化城市功能，聚集让老城市重新焕发新活力。

　　（二）人口老龄化开始显现，抑制作用不容忽视

　　模型结果表明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越高，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将会越明显。而随着生活质量提高、社会进步，人口老龄化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表明老龄化将对消费品市场产生不容忽视的抑制作用，广州需要积极、主动应对这一不可逆的挑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广州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1.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7.82%。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提高1.6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提高1.15个百分点。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属于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就是深度老龄。因此，广州已跨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社会将加速到来，规模也将不断扩大。

　　（三）性别比例逐年升高，深刻影响消费结构

　　模型结果表明性别比降低能够拉动消费增长，同时，性别比对消费结构也有较大的影响，性别比降低有助于改善消费结构。然而，来穗男性占比较高，带动广州性别比例逐年升高，这表明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986.60万人，占52.83%；女性人口为881.06万人，占47.17%，总人口性别比为111.98（见图7）。同时，性别比在2000年已高达108.59，超过国际合理区间（目前国际公认的性别比合理区间为95-105），且从2000年至2020年性别比逐年提升，2010-2020年性别比年平均增长率远超2000-2010年年平均增长率。其中，2020年非户籍流动人口的性别比为127.66，比全市总人口性别比高15.68，比2010年非户籍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提高了8.86。

　　（四）高学历人才显著增多，消费市场持续受益

　　模型结果表明，高学历人才数量增多能够有效带动消费的增长。广州坐拥大学城等高校聚集区，在大学扩招、高中分流等政策影响下，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也为广州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劳动力人才，也将进一步提高广州消费水平。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为27277人，较2015和2010年相比有了大幅度提升，其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增加3623人和8049人（见图8）。广州应继续落实落细人才保障等相关政策，维持高学历人才数量逐年增长的态势，为消费增长做出贡献。

　　（五）户均规模持续缩小，家庭结构发生改变

　　模型结果表明，户均规模减小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消费的增长。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于婚育的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生育，一人户和两人户的家庭结构占比越来越大，家庭结构继续呈现小型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市共有家庭户718.50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597.7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2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73人减少0.51人，比200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1人减少0.99人（见图9）。2020年全市3人户家庭比重仅为16.14%，比2010年占比下降了4.47个百分点。未来一段时间，广州常住人口家庭代际关系将更趋简单化，传统社会的大家庭也将越来越少。

　　四、机遇与挑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城市功能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城市定位对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同时，高学历的人才等人口红利因素以及老年人口、婴幼孕催生的新消费市场等都将为广州消费品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和发展动力。而周边城市对人才的竞争，性别比例持续升高，疫情造成的防控压力以及直播电商对传统商贸业的冲击等方面也将给广州消费品市场带来新的挑战。

　　（一）机遇

　　一是城市定位。一方面，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十四五”时期，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的城市建设将达到新水平，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中心功能将大幅增强，城市吸引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极点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也将给广州发展带来“湾区”机遇。另一方面，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更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借此机遇，广州将在“十四五”时期，擦亮“时尚之都”“会展之都”“电商之都”“美食之都”“定制之都”五大城市消费名片，建成具有国际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二是人才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离不开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但随着时代发展，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才驱动。因此，人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广州目前人口素质不断提升，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为27277人，较2015年和2010年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不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健康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同时，根据模型实证分析，高学历人才也将显著带动消费品市场增长。

　　三是新的增量。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医疗体系的完善，“银发”消费市场将释放巨大的潜力。目前，老龄化程度逐渐加速，但“银发”消费市场未被很好开发出来，仅在保健食品、医疗食品等方面有所涉及，在老年生活辅助器材、护理用品、教育用品等方面涉猎较少，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科技产品较少，各种专属老人的高品质、服务型商品仍有待进一步开发挖掘。巨大的“银发”消费市场和现实的产品短缺将为后续释放老龄人口消费需求提供了发展机遇。随着“三孩”政策的推出，未来新生婴儿规模仍有较大增长潜力。目前，从食品、服装、护肤到线上教育等各个方面，母婴行业在不断扩展，对孕婴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高端化、品质化的商品和服务有望进一步扩大母婴消费市场，为广州消费品市场提供新的增量。

　　（二）挑战

　　一是如何优化人口结构。一方面，广州虽然仍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极点城市，全省高质量发展领头羊之一，但周边地市及其他省市的城市竞争力也在日趋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正逐步提高。同时，广州高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导致广州对这一方面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吸引力较弱。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广州将会面临人口增速下降以及如何提升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过去育儿观念等因素影响，男性数量一直较多，同时，来穗人口中男性占比较高，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广州男女比例不断提高。如何改善性别比例，使之回到合理区间，也是广州需要考虑的地方。

　　二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影响。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受到深刻改变，对实体商场、住宿餐饮、旅游会展等行业影响显著。同时，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发展与人流量密切相关，因此，受疫情影响较大。广州作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特大城市，坐拥全球机场吞吐量最大的白云国际机场以及广州南站、东站等火车站，客流量大、人员流动频繁，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压力大。一旦疫情出现反复，将对消费品市场产生较大冲击。

　　三是如何让传统商业焕发新活力。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商贸业底蕴深厚，社零总额常年位居全国前列，但也因此形成了以传统商业为主的商贸业市场结构。随着数字化时代发展以及疫情对消费习惯的深刻改变，电商经济蓬勃发展，并对传统零售业产生巨大冲击。电商平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交易活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极大地对消费人群进行了分流。由于电商平台的分流，没有改变传统观念的批发市场、百货商超等零售业均与之前繁荣景象形成显明对比，经营上也容易陷入困境。作为老牌商业强市，如何打破不适应、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发展模式，重新让传统商业焕发新活力将是广州未来面临的又一挑战。

　　五、有关建议

　　站在新起点上，广州要继续增强城市吸引力，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既要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提高消费水平和提振消费意愿，也要顺应消费趋势，促进消费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进一步激活消费品市场潜力，真正实现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乐花钱。

　　（一）合理扩大人口规模，持续增加消费群体

　　常住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重要基础，常住人口规模合理扩大能够增加有效消费群体。同时，高学历人才作为对消费拉动最显著的因素，提升人才数量，优化人口结构，能够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广州应继续完善人才制度，落实社会保障，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吸引更多人才到广州就业落户，同时，也要积极落实三孩政策，激发生育意愿。

　　1.完善人才制度，落实社会保障

　　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增加城市高学历人才数量。当前，广州具有较强的城市吸引力，城市人口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市人口容纳量未达到饱和。未来，应着力落细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充分挖掘就业吸纳能力，努力增强公共服务质效，增强来穗人员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同时，落实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兼顾解决随迁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家庭生活等现实问题，让来穗人员能够安居乐业，提升发展质量和生活舒适度，从而释放潜在消费动能，将高质量人口优势转变为实在的消费水平，提升广州消费市场的容量。

　　2.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取决于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匹配怎样的就业。要想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就应该结合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在政策层面上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趋于完善，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带动就业结构优化，扩大有效就业规模。同时，就业质量也离不开人才，一方面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继续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层次结构做出相应调整，重点支持发展对于当前社会急需的职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在高端人才引进和培育过程中的纽带作用，为广州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广州产业升级，也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实现人才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关系，增强城市吸引力。

　　3.落实“三孩”政策，激发生育意愿

　　要积极推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落地落实，激发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方面要保障生育妇女各项合法权益。按照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严格落实生育医疗费用、津贴等待遇，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规范用人单位招聘行为，确保产假、哺乳假等假期落实到位，保障女性职场权益，从细微之处体现对女性关怀，逐步扭转性别比例趋势。另一方面，要做好养育、教育服务工作。结合广州实际，将普惠托育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民生实事，减少托育等教育支出。同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持续完善招生考试制度，确保幼有善育、学有优教。

　　（二）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消费能力

　　在当前内循环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强化对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增加居民收入以及避免收入两极化，从而提高整体消费能力，这对于助力挖掘消费潜力，释放内循环消费活力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1.完善初次分配环节，提高收入水平

　　初次分配的主体是市场，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发挥市场作用通过把蛋糕做大。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实施合理有效的初次分配政策，保证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同时，大力激发全社会自主创业、创新、创富的动力和活力，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进一步支持更多人灵活就业、创新创业，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2.发挥二次分配作用，促进社会公平

　　充分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健全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聚焦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并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让更多的老百姓有钱花，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3.利用三次分配工具，实现利益共享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在市场和政府效率有待提高的闲置资源配置领域，积极发挥社会的作用。鼓励社会捐赠，对于积极参与社会捐赠的企业实行一定的激励措施，提高企业捐款的税前扣除标准，对于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较多，出现超出年度利润总额的情况，应当按一定比例结转到下一年度进行扣除。加强社会慈善氛围的营造和公益性基金会的建设，建立慈善捐款使用跟踪机制，全程监督捐款的使用，定期向社会公开善款的使用情况，做到透明公开，并接受社会全面全程监督，提高慈善机构的可信度。

　　（三）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持续提高消费意愿

　　激活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动力，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消除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放心消费、大胆消费。因此，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营造安全消费环境，让居民能够放心消费，也要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全方位保障居民生活，让群众能够大胆消费，尤其是也能够让老年人口敢消费。

　　1.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化，当下疫情防控难度大大提高，传染性进一步增强。而同时，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繁荣与人流量密切相关，需要给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意愿。一方面，要继续扩大新冠疫苗人群覆盖范围，提高疫苗接种率，努力实现应种接种，积极建立免疫屏障，推动实现群体免疫。另一方面，要以更精细化手段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好疫情防控的每一个关口、每一道防线，避免让疫情对消费品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生产工作。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市场公平秩序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是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利益，提高消费意愿的重要举措。实施全链条打击，通过加大力度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价格、不正当竞争、侵犯专利和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对生产、销售等相关环节进行全链条调查处理。进一步完善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并依据制定的标准加强监管和执法，进一步推动部门联合惩戒，发挥社会共治力量，让失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深度打造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

　　3.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全方位保障居民生活

　　广州居民消费倾向逐年下降，说明广大居民在消费问题上的信心还不是很足，消费的内在动力还不强。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的担忧较多，如医疗、教育、养老等。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促进保障待遇公平，完善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适度扩大老年人口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解除居民在养老、医疗方面的后顾之忧，积极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释放广大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化挑战为机遇。

　　（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提供优质商品

　　广州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要聚焦汇集高端消费资源，培育首店首发经济，引进更多名品名牌名店名企，进一步提升消费供给体系。同时，持续擦亮美食之都金名片，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为消费者提供多元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乐于花钱。

　　1.提振住宿餐饮消费，打造美食之都

　　广州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素有“食在广州”的金字招牌。受疫情影响，广州住宿餐饮业受到巨大冲击，经营恢复较为缓慢。一方面，企业应大力推动商品消费优化和有效供给，高度重视各类产品安全问题，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引导行业朝着更规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出台住宿餐饮业行业发展促进措施，精准施策，助力广州餐饮行业加快复苏发展，不断提升“食在广州”知名度美誉度，建设世界美食之都。

　　2.汇聚高端消费资源，打造时尚之都

　　广州要紧紧把握广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机遇，加快传统商贸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顶端设计、高端消费，构建汇聚全球高端消费资源的现代化时尚之都。加大全球著名商贸企业总部的引进力度，引进更多国际优势商品品牌、企业品牌，进一步提升中高端消费品规模化供给的综合实力，确保广州高端消费本地化。大力发展首店经济，打造全球品牌首发地，对品牌首店开设绿色通道，对首店量级、影响力进行评估，特别是对各类新消费以及高端消费首店给予相应支持。

　　3.聚焦不同消费群体，打造定制之都

　　做好供需适配，提升供给体系对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家庭需求的适配性。加大对老人关注的康养结合、文化教育、数字娱乐等消费产业的投入力度，鼓励围绕老年人口的定制、智能、体验等等相关的产业快速发展，加速“银发经济”的发展，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水平。家庭规模越小，人均消费支出越高，对消费品质越重视。针对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要加大发展型资料的供给，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让居民将支付能力转化为实际消费，满足通过消费提升自身发展的消费需求。而对于婴幼孕等消费人群，应该以更高要求的行业标准提供优质的母婴用品和母婴服务护理，带动母婴市场消费升级；以更个性化、精细化的视角提供更多母婴产品，满足当下父母对于母婴市场的诉求，不断扩大母婴市场消费。

　　4.发展绿色消费产业，打造环保之都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系列指导意见，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双碳”目标。“双碳”作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州应积极主动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能源汽车以及绿色家电等绿色消费产业快速发展，以落实“双碳”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结合广州实际，参考外地市优惠政策，出台相关支持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扩大销售规模及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政策，同时加大对充电桩、换电站等配套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把握汽车产业变革趋势，实现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并完善统一权威的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并开展绿色家电、绿色建材下乡行动等促消费活动，加强引导消费者购买认证的绿色产品，带动绿色消费产业发展，从而实现以绿色消费升级带动绿色制造升级。

　　5.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旅游之都

　　广州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内涵丰富的岭南文化。同时，交通便利，商贸业发达，对于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具有优越的基础条件。一方面，要对旅游资源与文化资源进行梳理摸查，做好文旅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以规划指导开发，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种旅游、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推动文旅产业与商贸业有机融合催生新消费。要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结合广州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打造消费场景，推出全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式，带动旅游业态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文化旅游娱乐消费吸引力，打造优质多元的文化旅游之都。

　　执笔：周思民